
胡适是民国大儒,他写的字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文人气息,但书法的警句格言还是有相当的教育意义的。
1936年6月,胡适给辅仁大学毕业生写下一幅题词。
毕业赠言通常要写前程、祝顺遂,他却落下两句近乎苛刻的话: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,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。”一幅送给年轻人的字,没有许诺,也没有热闹的祝愿,倒像立下两条规矩:说话别超过证据,想有收获就先付出劳动。
前一句管住求知者的嘴,后一句管住做事者的手。
一个人可能因为见识有限而说错,也可能因为急着成功而走捷径。胡适把两种毛病写在同一张纸上,送给即将离开学校的人。学问与生活,在这两句话里有了同一把尺子:认识不能越过事实,愿望不能代替行动。
胡适的字有一种清疏的气息。
笔画不刻意做奇,结体舒展,行间留白,既有传统楷书的规矩,又不显拘谨。它不靠狂放取胜,也没有刻意追求金石气。若用“仙风道骨”形容,说的是那种不拥挤、不躁进的文人气质。
胡适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职业书家。他早年受父亲胡传教导,父亲亲手写红纸方字让他识字;后来又临习欧阳询《化度寺碑》、薛稷《信行禅师碑》等碑帖。传统训练留下了骨架,日常书写则让他的字保持轻松。
胡适留下的手迹,多见于书信、笔记和题词。
写给谁、因何事而写,往往决定了纸上留下什么话。1936年那幅题词落款有“集句”二字。他把两句已有的话并置,送给毕业生。第一句要求知识有边界,第二句要求行动有成本。两句话并列,形成一种自我约束:不拿猜测冒充知识,也不拿愿望冒充成果。
集句有它的分寸:句子可以取自前人,落到什么场合、与哪一句并排,却是题写者的选择。若只写“先栽后收”,容易成为劝勤;若只写“凭证据说话”,又像学术规训。胡适把二者并置,让毕业生同时面对认识和行动两道关口。
“要怎么收获,先怎么栽”并非他临时想到的句子。1916年,胡适写《沁园春·二十五岁生日自寿》,已有“从今后,要怎么收获,先那么栽”的词句。那时他二十五岁,仍在美国求学。这句话最初是写给自己的。二十年后,他把它送给毕业生,个人的自勉变成给年轻人的提醒。它没有替人选择职业,也没有规定人生道路,只把一条底线说清楚:想得到什么,就得先承担相应的耕耘。
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”,在胡适的治学方法里也能找到对应。研究可以从大胆假设开始,结论却不能由热情决定。材料支持到哪里,话就说到哪里;证据不够,宁可留下空白,也不能用气势把空白填满。学者熟悉理论,容易把熟悉的说法当成现成答案。胡适要求观点接受事实约束,正是要防止学问变成替既定结论寻找理由。
1953年,胡适在台北参加绩溪旅台同乡聚会,应乡亲请求写下“努力做徽骆驼”六个字。骆驼能负重、耐远行,他借这个形象鼓励离乡生活的人坚忍自立。绩溪人在外谋生,故乡与谋生并不分开。骆驼的形象把乡土身份转成行动要求,胡适没有只写怀念故乡的话,而是把重心落在“努力”二字上。
写给毕业生的“先栽后收”,讲的是付出与所得;写给同乡的“徽骆驼”,讲的是人在异乡如何站稳脚跟。受赠对象不同,胡适落笔的内容也随之改变。他没有用一套固定的漂亮话应付所有人,而是把对方正在面对的生活,放进题词之中。
1958年12月,胡适又为秘书胡颂平写下一句: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”这句话看上去与治学无关,讲的仍是约束。求知时,一个人不能只接受支持自己的证据;公共生活中,也不能只允许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开口。胡适写下这句话时,还向胡颂平谈到康奈尔大学教师布尔曾表达过相近意思。
1959年3月,胡适发表《容忍与自由》,进一步解释这句话。他认为,没有容忍,便没有自由。一个人若只容忍自己赞成的意见,那种自由其实十分狭窄。容忍不等于认同对方,也不意味着放弃判断;它要求人在不同意见面前,承认对方有表达和辩论的权利。
容忍也有不讨巧的一面:一个人要承受自己不喜欢的声音,甚至听见尖锐的批评;它不能保证争论马上有结果,却能让争论继续进行。
一个人若要保留自己说话的权利,就得承认别人也有说话的权利。胡适把这句话写给秘书,次年又将它发展成公开发表的文章,一幅私人题词由此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讨论。
胡适的字未必是民国书坛最有技法震撼力的作品,但他的题词有另一种分量。
1936年那张纸上,他没有替毕业生预言前程,只留下两项要求:说话须有证据,收获须有耕耘。一个学者把自己看重的求真和实干,写成了年轻人走出校门后仍要面对的日常功课。
到了1959年,他又把容忍写成自由得以存在的条件。
这些字幅不大,所谈的却是一个人怎样求知、怎样做事,又怎样与不同意见的人共同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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